2020年4月5日 星期日 关键字: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暖心服务理论研究
女人,你的名字不应是弱者
2010/9/30 17:07:51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点击率:4520

       摘  要: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新的形势必然牵动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人们对待婚姻家庭有了新的追求。与过去相比妇女的合法权益保护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政治上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经济上独立。但还是有着不容乐观的现状,考量探究其成因并得出结论。在当前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作为审判机构的人民法院应寻求哪些途径尽最大限度地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笔者拟从立法层面、审理层面、管理层面等等的角度试图找寻作为诉讼救济机关的人民法院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途径及出路。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关键词:法律保护现状   成因   困惑    途径 

 

每当一件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理接近尾声时,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快要审结案件而欣喜若狂,反而变得越发沉重起来。斟字酌句在电脑键盘上敲着判词,想到自已年复一年的角色,不由冒出“刀笔吏”三个字。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念头。不论当事人是破镜重圆也好,还是各奔东西也好,我都不能释然如怀。一个家庭经历了这样的风波,再很难止水般地平静生活了。而经历了风波的那些女人们又怎样才能抚平心灵的创伤呢?她们失去的显而易见,得到的是什么呢?谁伤害了她们?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女法官,我审理了大量的形形色色涉及妇女权益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面对这些婚姻家庭纠纷,我十分关注,也非常投入,以一名法官具有的司法良知和女人的朴素情感和本能为这些打官司的妇女姐妹们提供法律帮助,帮助她们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多年的审判实践,对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财富,它增进了我的才识,丰富了我的审判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给了我众多的启示。现在,我想借此机会总结一下我的感受和体会,就算是一名女法官的几点感想吧!

一、当前妇女合法权益保护的现状及成因

妇女权益的司法救济最主要是诉讼救济,人民法院通过审理离婚案件和继承案件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通过审理的涉及妇女权益的案件或参与他人审理的此类案件,发现当前妇女的合法权益与过去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一面,主要表现在:

(一)立法的完善和成熟为保护妇女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完善婚姻家庭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因此,把婚姻法修改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赡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婚姻家庭法律,不可能一次到位。但是制定婚姻法、修改婚姻法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完善婚姻法律体系的需要。作为调整婚姻家庭纠纷的一部重要的部门法——《婚姻法》于1950年公布施行。这部婚姻法第1条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废旧立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婚姻法的基本精神。这部法律对成立后的新中国旧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给予了有力的打击,取得了不少成绩。通过推行第一部婚姻法,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得到了发扬,自由婚姻显著增加,和睦家庭大量涌现。所以,意义非常深远。随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如:封建婚姻回潮,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薄等等。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要求颁布新的婚姻法。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婚姻法进行了修改,形成了1980年婚姻法。这部修改后的婚姻法是1950年婚姻法的继续和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完善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在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中,增加了保护老人的内容,从而扩大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由过去的四项原则扩大到了五项,又补充了“实行计划生育原则”。(2)修改了结婚条件。主要体现在提高了法定婚龄。即男22周岁,女20周岁。规定了“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同时禁止了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的通婚。(3)扩大了家庭关系的调整。除了规定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外,还增加了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即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间的关系,兄弟姊妹间的关系等。(4)规定了离婚的法定条件,即明确规定了准离或不准离的条件1980年婚姻法颁布和施行,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健全了法制,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但改革开改以来,国内外婚姻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待婚姻家庭又有了新的追求,而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滞后性,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因此修改、完善1980年婚姻法势在必行。修改婚姻法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填补立法空白,增设必要的法律制度,如亲属制度、无效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等等。另一方面,充实薄弱环节,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如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离婚制度等。解读2001年新婚姻法,我们不难发现,新婚姻法是21世纪婚姻家庭立法的新篇章的颁布,是新世纪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维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从而促进婚姻家庭的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健全了法制,在完善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修改婚姻法要立足于制度建设,而新婚姻法在这一点上虽有待于完善,但毕竟还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一是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等,填补了某些立法空白;二是对夫妻财产制度、父母子女关系等方面作了重要的补充,充实了薄弱环节。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使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达到系统化、科学化高度有积极的意义。2、保护了婚姻和家庭,维护了公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婚姻家庭权益。修改婚姻法之所以要立足于制度建设,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使公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婚姻家庭权利得到保障,这是宪法所确立的原则。而新婚姻法比较好地体现了宪法原则。新婚姻法维护了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加大了制裁力度。特别对婚姻家庭中的无过错方或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从民法方面采取了保护措施。具体一是在离婚共同财产分割时,照顾子女和女方;二是对抚养子女等尽过较多义务的一方,离婚时可要求另一方给予补偿;三是离婚的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帮助;四是因一方的过错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而在现实生活中,受照顾、补偿、帮助和赔偿的虽然包括男女双方,但主要的是女方,这些规定既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又符合公平的原则。3、弘扬了社会主义家庭美德,使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婚姻法是一部具有鲜明伦理性的、最贴近人民生活的法律。婚姻法中的每项规定,也是道德要求。在婚姻家庭中法律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既可以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可以互相转化,新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倡导性条款,就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我国立法机关又相继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修改和完善了《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社会法。这些法律的出台为切实妇女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起到了积极深远的作用。

(二)最高审判机构充分发挥作用,积极指导地方各级审判机构运用有关法律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婚姻法制定以来,为解决审理婚姻家庭纠纷判实务中存在的需要明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如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等等。无一不在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具体案件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办案人员身体力行,运用法律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已是全社会共同的心声。作为民事法官,在承办的案件中尽可能地运用法律赋予的神圣审判权,公平公正地审理涉及妇女合法权益的每件案件。通过审理具体的案件,让处于劣势诉讼地位的妇女感受到了来自法律的保护和权威。

(四)当事人的观念变化为其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和过去大不相同的变化。是价值观的改变带来了婚恋观的更新。据某报调查,90%以上的人都认为:“婚姻应该自由、男女在家庭中应该平等、家庭应该和睦”。特别是在离异观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通过审理的大量离婚案件中发现,人们对离婚的羞耻心、罪恶感大为削弱。不少夫妻特别是年轻夫妻,选择了“在微笑中分手”的友好离婚,这对增进人民团结,安定社会是有利的。其次,有爱情的自由婚姻已成主流。婚姻自由原则已深入人心。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日益减少。最后,民主和睦的美好家庭不断涌现。我国现有家庭3亿多,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安定,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素质也明显提高。

不容忽视的是,我们的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方面仍有不足和滞后的一面,妇女政治上的参与面过窄以及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劣势地位、体能的弱小,还有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等等原因导致她们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的保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保护妇女的法律体系过于简陋,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已制定并生效的法律上千部,但在实际中真正起到法律应有的保护作用的只有几十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更是少而又少,几十年来,除了婚姻法之外,再无更好的法律来保护。而立法机关对婚姻法多少年来只是停留在不停地修修补补上,并没有制定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婚姻法典。这至少说明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立法的漠视,对妇女们的某种心理轻视。其他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条款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据我所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除了经常适用《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外,很少适用其他法律。而且我国婚姻立法只注重对夫妻财产的静态可能性的确认和保护,较少考虑夫妻财产关系的动态变化,忽视对夫妻财产利益流转过程中的调整,致使法院处理夫妻财产关系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虽然婚姻法解释(一)(二)及时出台,对夫妻在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认定作了进一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统一司法实践尺度,明晰审判思路提供了有利保障,也更利于对善意第三方的权利保护。然而婚姻法及其解释均未对夫妻债权债务的处理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债权债务,夫或妻单方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纠纷中,如何在兼顾夫妻之间的特殊身段关系和切实保障夫妻一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处理,就成为引人深思的问题                          

2、妇女诉讼能力弱,不能较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们一提到女人,脑海里不可避免地出现“弱者”两个字眼。的确,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尽管与过去相比提高了很多,但是实际情况仍不容乐观。一遇上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从何入手,特别是遇到官司时更是不知所措,不知道找证据,法律意识非常淡薄。除了托人找关系外,或者用又哭又闹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以期望得到法律帮助。因不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时找证据,本来胜诉的到头来却输了官司的案件比比皆是。

3、社会对妇女权益的保护重视不够。尽管法律上有为需要司法救助的妇女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但实际上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并不多。从我审理的案件中很少能看到有人愿意免费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对妇女的轻视心理普遍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4、包二奶、家庭暴力现象引发离婚的纠纷居多。在我审理的许多离婚案件中因包二奶导致离婚的案件占了不少。包二奶现象是我国近年来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它对夫妻感情的破裂和家庭纠纷的产生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为什么会产生“包二奶”的现象呢?我以为不单单是男方的问题。一个家庭如何制止包二奶现象,除了法律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社会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还有家庭暴力也频频发生,受害者往往是妇女一方。

5、农村妇女离婚难。眼下,不少地方的农村,相当一部分妇女的离婚自由权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农村妇女离婚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离婚难,究竟难在何处?①提出离婚的妇女不易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材料。在农村,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绝大部分的男方都不同意。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适用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提出离婚的妇女,必须向法庭提交证明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据材料。这对许多妇女说是件头痛的事。因为知情人往往是邻居,或者怕得罪男方而不愿作证,或者迫于男方的威胁而不敢作证。②提出离婚的妇女正常生活得不到保障。在我受理的农村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中,约有80%的妇女提出离婚后就离开了家庭。女方离家后,只能寄人篱下,通常是回娘家居住,或投靠亲友。她们没有生活来源,身边又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男方则不然,他们占领着家庭所有财产,生活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③妇女提出离婚后,人身权利易受到侵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男方娶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离婚对男方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打击,男方往往会难以接受这一事实而采取过激手段。在女方提出离婚的案件中,约有9%的妇女在提出离婚后遇到男方不同程度的暴力报复。④农村妇女离婚时,财产权易受到侵害。女方离家分居之后,家庭财产完全处于男方的控制之下,如果法院受理案件时女方没有申请财产保全措施,男方就有了转移、隐匿家庭共同财产的机会。诉讼中,女方很难举证证明男方转移、隐藏财产。这种情况下,法院无法真正查清家庭共同财产状况,妇女无法得到应分得财产。⑤对于有的农村妇女来说,离婚意味着再也见不到孩子。农村探视权案件执行起来难,由于孩子不能作为执行的客体,只能执行抚养孩子的一方。法院在执行此类案件时,抚养孩子的一方拒不配合,有的甚至甘愿让法院拘留也不让母亲见到孩子。农村妇女离婚难,不仅使女方的婚姻自由权落了空,女方因此长期承载着不幸婚姻的痛苦,而且还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表现在导致农村重婚现象增多。一些妇女看离婚无望,又难以忍受不幸婚姻的痛苦,索性离家出走,在外面遇到合适男人,就与之同居,或登记结婚,构成重婚。还有引发家庭暴力事件。陷入不幸婚姻,又不能离婚,家庭生活必然磕磕碰碰,夫妻间经常发生摩擦,难免引发家庭暴力   

6、“农嫁女”的权益受到侵害现象增多。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格局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动之中。在农村,因土地承包、土地征用、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也相伴产生,其中范围广、矛盾深、影响大的当数“农嫁女”案件。大多数纠纷的起因都是具有对抗性,由于“农嫁女”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被剥夺,不能平等享有村民待遇而引起。“农嫁女”一方根据我国宪法、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认为自己的户口在村里,理所当然与其他村民享有同等的经济、政治权利,以村规民约对其“不分或少分土地征用费”等明显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对其合法权益的侵犯。而纠纷的另一方村委会则认为分配方案是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的,是大家的意见,是村民自治权的体现,并称根据农村的习俗,“农嫁女”应从夫居,其有关待遇问题在落嫁地解决。纠纷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个别地区矛盾相当激烈。而从纠纷的救济途径来看,现行法律、法规对“农嫁女”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不少“农嫁女”最初都是找乡、镇人民政府,要求政府纠正村规民约限制或剥夺其权利的规定。但实际情况表明,政府在解决此类问题上的力度有限,态度也比较犹豫。一是依法其对村委会只能指导,无权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二是村规民约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怕处理不好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因此,对“农嫁女”问题的处理行政救济途径目前并不通畅。在地方政府不予解决或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大量纠纷被起诉到法院,其中绝大多数为民事案件,个别以行政案件的形式出现。但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受理与否、判决尺度并不统一。特别是20028月,最高法院民立他字第4号答复下发后,基本上关闭上“农嫁女”通过诉讼救济的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在行政、司法救济途径均缺乏的情况下,各地“农嫁女”开始串联,并不断集体上访,成了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嫁女”问题的形成,并非偶然。它不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的简单结果,而是交错历史和现实,融汇事实和价值,涉及立法和司法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农嫁女”纠纷的形成主要缘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冲突:

①观念的冲突。在“农嫁女”看来,新中国的法典中早就确立了女性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当前中国农村,从夫居的习俗以及男尊女卑的观念还相当普遍,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些传统的婚嫁观念还牢牢占据着许多农民的头脑,这也是现实中诸多有损“农嫁女”平等权益的村规民约得以通过的思想基础。

②利益的冲突。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加上城市扩容、农村小城镇建设加快,不少农民所获得的集体经济收益和土地征用费都非常可观。在一些较富裕的城郊乡镇,甚至还出现了想方设法“非转农”的现象。也正因此,在一些富裕的农村,“农嫁女”一般都不愿随嫁迁出,而选择将户口留在本村,以分享集体经济权益,导致富裕村人口不断膨胀,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为防止“蛋糕”越分越小,对“农嫁女”为代表的“外人”采取歧视性政策就自然而然成了大部分村民的选择。总之,在迁与不迁、分与不分的问题上,直接对应的就是大多数村民和少数“农嫁女”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③权力的冲突。“农嫁女”纠纷之所以较其它民事案件让法院难以处理,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限制或剥夺“农嫁女”权利的方式是以自治权的形式出现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在基层农村实施村民自治,而有关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管理,正是村民自治权的内容。这也是“农嫁女”纠纷中村委会拒绝政府介入和调整分配方案的主要理由。法律虽然同时规定,自治权的行使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规定,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目前国家权力在“农嫁女”问题上的作用还是比较弱的。一方面,政府依法不能越界干预村民的自治权;另一方面,政府在许多方面如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等需要村委会的配合,在土地征用补偿等问题上也存在不规范行为,这些因素自然会减弱政府与村委会交涉的能力,导致有的地方政府不能积极履行对村民自治的指导能力。而人民法院虽然拥有司法权,并可运用国家强制力实施权利救济,但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政府。对大多数村民来说,与法院打交道毕竟是“偶遇”的,而政府管理则无处不在。而对错综复杂的“农嫁女”纠纷,行政、司法的任何一方单一介入,其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农嫁女”纠纷之所以愈演愈烈,与行政权和司法权两者未能成功整合并发挥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不无关系。而法院在处理“农嫁女”案件时面临法律适用难、实际操作难、判决执行难和司法审查难的困境。法律适用方面,“农嫁女”纠纷在受理阶段就面临着不同的理解和答复。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两次答复函中认为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但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答复不能受理。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而相关司法解释答复之间意见各不相同,使得实践中各地法院莫衷一是,做法各异。实际操作难表现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立案庭的答复,对除土地补偿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可以受理。但政府在发放补偿费时并不是一一细化各种费用,而是采用捆绑式的补偿办法。当事人也无法说清各项费用具体是多少,法官更不能越位替当事人确定诉讼标的额。因此,导致法院在审理上非常为难。在判决执行难上主要表现在涉及土地承包的案件上,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而“农嫁女”向法院起诉时,土地承包往往已经发包完毕,加上现在各村基本上不留机动地,判决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此类案件中“农嫁女”胜诉后,执行往往会出现落空的现象。司法审查难又表现在法院只能通过个案的审查来进行,这使得司法功能在实践中受到相当的局限。表现在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中,村规民约即使明显侵犯了“农嫁女”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但由于此类纠纷依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答复并不属于法院受案的范围,而单独起诉村规民约的违法性在现阶段同样于法无据,使得当事人的权利在实践中常常无法得到救济。

二、新时期人民法院完善妇女维权的途径

(一)充分行使司法解释权,缓解妇女权益保障中的困惑程度

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在阐释法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底、2003年底出台了《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对婚姻法中一些比较抽象原则的规定进行了具体解释,诸如关于禁止家庭暴力问题的规定,当事人基于第四十六条请求损害赔偿的有关问题,关于婚姻法第四十二条对离婚时生活困难一方的帮助问题等。根据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个人拥有公民股票、股份的现实,最高法院在第二次司法解释中作出了夫妻离婚时如何处理企业财产、股标和股份的规定;根据房改的精神,对如何认定房屋的价值如何解决房屋的归属作出了具体规定;在涉及军人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对妇女的合法权益也给予了充分的考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和理论探讨的深入,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新的情况,适时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把性骚扰的概念引入法律,在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并不很清楚,具体怎样来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性骚扰,仍然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法规包括司法解释来确定。

(二)依法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给予妇女权益保障有效的司法救济权

法官审理涉及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根据立法本意去加以适用和掌握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将法律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应当成为法官工作的着眼点和努力方向。具体作法:

1、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适当照顾诉讼能力弱的妇女

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举证责任上对妇女的举证责任宜宽不宜严,这类案件的举证是妇女权益诉讼救济中的难点。由于部分家庭的经济活动由男方主持,女方对财产总额和财产状况缺乏掌握,在诉讼中往往陷入举证困境。目前可以采取的补救办法就是由法官裁量夫妻双方对财产证明能力的高低,并由此降低其中一方的证明负担,如女方仅需提供较为模糊的证据,而男方必须举证予以反驳。这种做法并无不公,而是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证据规则的原则之一,就是不能强求难以证明的人提供证据,而要平衡诉讼双方的举证负担,从而克服“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规定的局限性,做到既尊重立法的规律,又兼顾司法的个性。

2、对家庭暴力案件采取合理相信和优势证据原则

家庭暴力案件中,基于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施暴者多以家庭住所为行为场所,因场所的特定性和隐蔽性使得外界介入相当困难,加之受害妇女身体或是精神上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提供的证据的不完整性是经常发生的,此时要求受害妇女举证证明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完全没有差异才能被认定举证证明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完全没有差异才能被认定显然不利于保护受害妇女的利益。由于通过证据证明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事实,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事实,那么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只要达到了能够使人合理相信的程度就应当得到支持。这包括受害妇女的主张应达到合理相信的程度才会被支持,也包括施暴者的抗辩只有达到合理相信原则分析判断举证内容是否可以使人相信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对双方举证的证据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一方在举证上占优势并予以支持。如果受害妇女作为原告提供了110接触警登记、验伤报告、医院诊断书等证据,而被告提供的邻居证言仅能反映双方婚姻生活中貌似和谐的一个层面,这种外界的认知与婚姻生活是双方的切身感受相比,受害妇女的举证就更为优越、更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换句话说,从双方举证的证据价值和证明力的角度考虑,受害妇女在举证处于优势地位时其证据就应当获得支持。

3、对涉及隐私权的过错认定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在单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存在相当的难度。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主张权利的妇女如何证明丈夫与婚外异性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又没有强制证人作证的规定。在此种尴尬的情况下,有些妇女干脆雇佣私家侦探或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却往往由于证明材料的采集及其运用引发与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法官也可能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合法权益的妇女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此时,若能适时地引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过错推定是将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的举证责任负担以否定的形式分配给加害人一方,从而避免了受害人因不能证明对方的过错而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形。按照过错推定规则,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丈夫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否则,法律上就推定他有过错并确认他应负民事责任,这对受害妇女的救济与保护将大有裨益。

4、设置婚姻家庭专门法庭,统一妇女权益保障的执法力度

婚姻家庭案件虽然从性质上讲统属于民事案件范畴,但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在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等方面有许多独特之处。不少国家立法规定婚姻家庭民事案件交由专门的家事法庭审理,但我国的婚姻家庭案件由民事审判庭审理。由于传统的儒家观念,使得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笔者建议设立婚姻法庭,将婚姻诉讼、家庭暴力等案件纳入其专门管辖的范围,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家事观念,使法官集中精力深入研究婚姻家庭案件,在掌握民法、民事诉讼法原理的前提下,吃透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造就一批专门人才,培养出专家型的法官。并通过建立不同审级法院之间对婚姻家庭专业审判上的对口指导,统一执法尺度,进一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三、寻求全方位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单靠政府或法院,恐怕哪一家都难以彻底解决。因此,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畅通救济途径。当涉及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时,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和政府强大管理的调解功能,力争化解矛盾,避免冲突激化,使多数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减少纠纷。在现行法律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法院在解决上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从化解矛盾的角度讲,政府、社会以及民间组织的手段更灵活,办法也更多,更能贴近百姓生活,效果会更好些。特别是涉及到群体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以及发挥社会力量的效果显而易见。

最后,我想说的是,女性要自尊自立自爱,力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做一名独立的有见识的自强自立的女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正确对待人生,对待家庭。理性冷静的面对婚姻家庭出现的问题,适时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捍卫女性的尊严。

 

结 束 语:

总之,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是一个关乎人的基本权利的的问题,这种保护会触动不同利益群体,挑战传统观念,考验法治权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尤其在目前法律规定不明、相关政策多有抵牾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要找寻多种权利救济渠道,除了通过法院的诉讼救济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多管齐下,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切实妇女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 20017月第1版。

2何志著《婚姻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7月第1版。

3巫昌祯著《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6月第1版。

4蒋月、何丽新著《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厦门大学出版社团 20053月第2版。

5胡健成《农村妇女:想说离婚不容易》,《人民法院报》2006482版。

6夏冬英、林微《新时期人民法院完善妇女维权机制的途径》,《人民司法》2006年第3期。

7马红梅、王健《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中的约定财产制》,《法律适用》2005年第6期。

包祥水、徐友国、魏信璋、叶向阳《对“农嫁女”涉法纠纷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人民司法》2005年第4期。



巫昌祯著《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6月第1版第34页。

巫昌祯著《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6月第1版第67页。

巫昌祯著《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6月第1版第113页。

马红梅、王健《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中的约定财产制》,《法律适用》2005年第6期。

马红梅、王健《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中的约定财产制》,《法律适用》2005年第6期。

胡健成《农村妇女:想说离婚不容易》,《人民法院报》2006482版。

包祥水、徐友国、魏信璋、叶向阳《对“农嫁女”涉法纠纷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人民司法》2005年第4期。

夏冬英、林微《新时期人民法院完善妇女维权机制的途径》,《人民司法》2006年第3期。

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 20017月第1版。

蒋月、何丽新著《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3月第2版第218页。

----------------- 新闻评论 ----------------
暂无新闻评论!